企业主鼓励中层员工生二胎：替交10万元超生罚款
2014-03-09 22:17:23 来源： 浏览： 次
中产阶级的壮大，让中国的城市二胎生产者告别了最初的逃、瞒、躲等方法，而去争取更多的途径和方法，二胎也成为城市部分中产人群的潜生态和公开秘密。
二胎父母们陷入现实的夹缝。一个二胎儿子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我没有户口，不能领红领巾。”
众多跨界者加入并推动人口政策改革。一个企业主下了个具幽默感的命令：凡是中层员工生二胎，他都出10万元的罚款补偿。
过低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会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
因为生育二胎，蔡智奇可能要永远离开讲坛——他的供职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决定开除他，以惩罚其擅自带来的第二个新生命。2013年12月2日，这位化学与化工学院的副教授写下长微博，向自己的学生们致歉：“我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
这位自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拥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出生的6岁长女，一个在中国出生的3岁幼女。
蔡智奇从未想过自己的家庭触犯禁忌——长女是美国国籍，幼女则用结婚时领到的准生证上了杭州户口。在他看来，自己并未多占内地的生育指标。
蔡智奇不服。发完微博的次日他提交了申诉书，并联系了律师准备起诉学校。“我将不惜代价讨一个说法。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民间俗称“单独二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据国家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受此影响。而其受益者，则大多为城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等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产阶级群体。
这个群体的生育欲望由来已久。他们赶上了计划生育的头班车，在孤独中成长。为人父母并小有所成后，他们渴望绕过政策的钳制，生育第二个甚至更多的孩子。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持续发展和壮大，他们呼吁生育政策改革，更有先行者开始一场关于“多生一个”的漫长的摸索和较量，同时进化出一套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法规之外的生存法则。
2013年末的“张艺谋超生”、“找洋人代孕”等事件又赋予了这个问题更复杂的色彩。隐形超生族一方面被视作高超的“走钢丝者”，一方面又陷于政策与现实的夹缝。
被踢出了局
现在，失去工作的归国博士蔡智奇才发现，他与校方对人口政策的认识差异细微又巨大。被举报后，校方称其违反了一项计划生育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未在国内定居，其在外国生育的第一孩不管是否已取得外国国籍，均不能批生第二孩”。
这意味着，他所认为的“长女是美国籍，次女不占生育指标”是不被允许的。
现在，蔡智奇每天都收到询问及安慰短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就是其中一位。
多年来，隔着14个小时的时差，身在美国的易富贤总会在微博里不断收到人们关于生育二胎的倾述与疑问。在他看来，在新旧生育政策交替的当口，陷入蔡智奇式困境的人还有更多。
36岁的孙天两年前刚有了第二个孩子，有一天他看到小区里《致业主的一信中》提及“举报者，奖励一千”，赶紧选择了搬家，远离熟人。
身在山东的“二胎妈妈”张禾则断绝了所有网络关系，她关掉了自己的微博、QQ空间，微信群里也不再发与家人的合影。身在国企的她担心哪怕一丁点个人信息的透露，也会带来巨额的罚款、升迁无望，乃至工作丧失的“灾难”。
除了等待曙光的单独或双独父母们，最近一个月里，易富贤还发现，私信里出现更多愤怒的声音。他们自称“非独”（非独生子女），他们表达愤懑：“苦苦等了十几年，政策一出，把我们这个群体踢出了局。”
一些失望的父母，甚至组成了“二胎互助组”、“自主生育研究会”、“非独二胎生育权”等QQ群，倾述怒火，并谈论着更多关于生育的隐秘规则：如何办户口、如何假离婚、如何与计生委讨价还价……
从“超生游击队”到赴美生子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的记忆里，1980年代时，他知道了“计划生育”这回事。最初，村里人隐忍而顺从，因为“饭碗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逃不了”。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开始成为悬在各级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后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成为那个时代“计生逃兵”们最生动的写照。
易富贤在研究中发现，进入新世纪后，不仅在农村，城市人对待生育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
杨支柱将其归因于这些年中国家庭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与个人思想的提升。中国中产阶级在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据《安联全球财富报告》的计算，201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增加到4.13亿。仅2012年一年，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将近1.4亿人，中国占了最大份额。
“国家在经济上控制个人的力度在下降，人们对生育政策改革的呼声则在增强。”杨支柱说。
2010年，易富贤前往内地做了13场讲座，慢慢发觉眼前这批70后、80后，早已淡去原来的传宗接代观念，转而更为关注个人生活方式。年轻人们在老龄化等现实压力下，试图重塑自己的生育观念。
杨楠就是其中一员。2013年6月，在北方一座小城做公务员的她意外怀孕了。仔细考虑后，这个已有一个9岁小孩的37岁母亲准备决定生下这个小孩。
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杨楠生二胎的最大支持。她和丈夫都是公务员，凭借自己的经济能力与人脉，即使付出点代价，也可以留下孩子。
过去三年，于绿也一直在父母的衰老中奔波。母亲做手术，婆婆做手术，公公心肌梗死做手术——她庆幸有个弟弟，老公有个姐姐，不然夫妻俩或许都没法工作。
“我总会老去，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模式也是一种危险。”于绿慢慢有了生第二个孩子的念头。
丈夫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给孩子更完整的家庭环境是于绿最终选择生二胎的动机。她随后也发现，经济的独立带给了她更多的选择，比如赴美产子。
她的理由是：到美国生二胎的价格10万到15万人民币，但在北京给二胎孩子上户口就得二十多万，那真不如给孩子一个美国国籍。
2012年8月，于绿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美国洛杉矶。月子中心四十多个妈妈，像她这样为了生第二胎而来美国的，占了一半。她们大都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均为教师、医生、商人、律师等职业。
2013年9月，《全美月子中心行业白皮书暨美国月子中心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大陆赴美生子的人数达到42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人。
二胎妈妈的另一个聚集地——香港，来港产子的数量也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仅有600余名；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7万，而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中，超过六成是生“二胎”。
“要么选择不生，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这是于绿眼中的中产阶级生育观。
广州市人口与计生局助理巡视员段建华回忆，2007年，一些高收入人士为了超生，甚至主动上交“社会抚养费”，要求计生人员不予干预。
在易富贤看来，最近三年来，中国的城市二胎生产者，早已告别了最初的逃、瞒、躲等方法，二胎也逐渐成为部分城市中产或以上人群的潜生态和公开秘密。
跨界者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的眼中，二孩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叶还记得，1990年代初，他与一群作家从兰州出发去敦煌，车上他谈起对人口问题的思考，认为一孩政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态。结果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中国这么落后，还希望人口多？”
多年过去，他却发现社会对于二孩的看法悄然转了向。2007年，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据网络调查显示，近七成网民表示赞成。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业开始频频出现劳工荒，企业纷纷招不到工，进入2010年后，在中国传统春节的压迫下，劳工短缺现象更加明显，用工缺口日渐增大，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到手的订单。“中国人口红利将结束”的论点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