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也遗憾过:俞敏洪生命中的两次重大失败
2013-08-16 15:59:02 来源: 浏览: 次
【编者按】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败和考验,我们才能成熟、收获。作为一个成功者,柳传志、马云、史玉柱、王健林、俞敏洪、潘石屹……这些商界大佬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或是遗憾又是什么呢?
联想创始人 柳传志
柳传志:历史不可假设
不能说是失败,只能说比较遗憾。我在1988年自己带了30万港元到香港去办香港联想,实际上我要对北京、香港两边的公司负责,这不仅难度大、风险大,而且对1988年到1994年联想的发展影响也很大。当初,如果我专心、全力抓北京公司,那会是一个结果,但是不去香港,可能又会带来别的问题。历史不可假设。(新京报)
阿里巴巴创始人 马云
马云:我最遗憾的错误
2001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告诉我的18位共同创业同仁,他们只能做小组经理,而所有的副总裁都得从外面聘请。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从外面聘请的人才都走了,而我之前曾怀疑过其能力的人都成了副总或董事。我相信两个信条:态度比能力重要,选择同样也比能力重要!
史玉柱
史玉柱:生活上的遗憾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的时间大部分都投入到事业当中去了,妻子离我而去,生活上的遗憾是我最大的遗憾。
——(《沉浮史玉柱》)
俞敏洪
俞敏洪:我生命中的两次重大失败
第一次是我的高考。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我高考的故事,那时并没有远大的志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就是我的梦想,而高考在当时是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但是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等原因,我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才得了三十三分;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英语得了五十五分,依然是名落孙山;我坚持考了第三年,最终考进了北大。这里我想说明的是两点:第一点是坚持的重要,因为无视失败的坚持是成功的基础;第二点就是能力和目标成正比,能力增加了,人生目标自然就提高了。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考北大,师范大专是我的最高目标,但高考分数上去了,自然就进了北大。这算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失败和成功交织的滋味。
我的另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是我的留学梦的破灭。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留学热潮,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都相继出国。我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也开始动心。1988年我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我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动荡的1989年导致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以后的两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再加上我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诸东流,一起逝去的还有我所有的积蓄。为了谋生,我到北大外面去兼课教书,因触犯北大的利益而被记过处分。
为了挽救颜面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我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呆下去,我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正是这些,帮助我抓住了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一个人可以从生命的磨难和失败中成长,正像腐朽的土壤中可以生长鲜活的植物。土壤也许腐朽,但它可以为植物提供营养;失败固然可惜,但它可以磨炼我们的智慧和勇气,进而创造更多的机会。只有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败和考验,我们才能成熟、收获。而那些失败和挫折,都将成为生命中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在记忆深处永远收藏。
潘石屹
潘石屹:丢掉最多的就是自我
上市对我而言,可能不是一个暂时的节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确实是这样,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了。心态和考虑问题的方式都不同了。
现在你有上百亿的资金了,首先,数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原来赚了钱是我自己的,我要负责的是我的5000多个客户。上市之后,我知道光第一天认购我们股票的散户就是57万,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数量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人应该是不断丢掉一些东西的。我觉得丢掉最多的,就是自我。就像《楞严经》里阿难对佛祖所说,魔把我的心搞乱了,其实这个魔就是自我。(《南方人物周刊》)
王健林
王健林:万金不卖的收藏
1995年,辽宁文物局搬迁,一个尘封已久的大木箱引起众人关注。管库房的老太太说:“几十年了,从来没有打开过。”箱子一打开,举座皆惊。全是字画,吴冠中、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件件精品,足有百幅之多。
“那是在1963年,全国经济形势刚刚好转,东北局组织全国40位知名画家一线到东北写生,上长白山、穿林海,过雪原,最长两月,最短也有一二十天。可想而知,刚刚经历了3年饥荒,画家们酒足饭饱之余,故知新交,焉能不画兴大起?下得山来,每位都是精心构思。有的画了四五幅,历来低产的吴先生也画了一幅。画完之后,这些作品就被请进一个大木箱,一直放在那儿。文化大革命乱了之后更没人管。”王健林娓娓道来。
当时他一听说有这么一箱宝物,立马派手下前往求购,全都碰了钉子。没办法,王健林亲自出马,专程跑了两趟。
万达当时还在做一本万利的住宅开发,1992年销售额就已超过20亿。他对文物局的人说:‘你只要开价,我就给你,绝不还价。’当时我担心这些东西能不能保存的住,如果哪位领导想要,他敢不给?我跟他说我要建美术馆,更好地保存。不管怎么说,这个死榆木脑袋就是不卖。说文化大革命都过来了,这个东西得留着。现在我倒是敬佩他的精神,当时是生了一晚上的气。”
如今已在收藏界浸淫25年的王健林,早已过了为一幅画而耿耿于怀的阶段,但听他“痛说革命家史”,依然能感受到其当年的懊恼之情。“这是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
王健林在收藏界一直比较低调,以至于较长时间内国内拍卖界对王健林少有人察觉。而他才是吴冠中、石齐等诸多大画家背后真正的推手。(《经理日报》)